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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谈《彩色新中国》幕后:俄罗斯购回素材,记录广州等五城当年

2019-10-31 18:18:27 来源:默勒信息门户网

你知道70年前,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天安门讲台上观看仪式时穿的是什么颜色吗?你知道广州解放时珠江地区的市民是如何庆祝的吗?......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这些珍贵的历史时刻只有模糊的黑白图像。然而,在即将上映的纪录片《色彩新中国》(Color New China)中,观众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和广州的高清彩色视频。

9月21日晚,刚刚完成电影制作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谢赵昚在杜南告诉记者,这批珍贵的彩色历史图像是在当年苏联摄影队的领导下拍摄的。近年来,上海音像资料馆陆续从俄罗斯买回了它们。所有材料大约需要40分钟。《色彩中的新中国》截取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以这些彩色电影的画面为起点,寻找经历过的人,展示老地方的当下风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部50分钟的纪录片将于10月1日晚在东方卫视和上海广播电视纪录片频道播出。

对话

从俄罗斯恢复高清晰度彩色图像

杜南:公众非常好奇。这些彩色高清图像是如何拍摄的?

谢赵昚:事实上,在1949年建国前夕,我国邀请了一个苏联摄影队来帮助我们拍摄彩色纪录片。当时,他们派出了两个摄影小组,一个叫做“前线小组”(Front Team),讨论三大战役的过程。苏联领导人是瓦拉莫夫,他是著名的战争电影导演,中方得到了吴李奔等人的协助。还有一个“后方团队”,主要关注后方的建设和各地人民的生活。苏联导演是格拉西莫夫,中国领导人是许萧冰。两个队都参加了射击创立仪式。

这批材料基本上是在苏联后期制作的,完成后带回中国进行审查。最后,我制作了几部彩色纪录片,如《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解放》和《锦绣河山》,这些纪录片有俄文和中文两种版本,在两国上映。然而,因为材料基本上留在苏联,我们国家基本上只有电影。如图所示,电影逐渐老化和褪色。因为当时我们国家主要放映黑白电影,一部拷贝变成了黑白。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建国仪式,以及当时的一些图像,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

杜南:那么,今天广为流传的建国典礼的黑白照片,可能原本是彩色的?

谢赵昚:事实上,当建国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时,苏联摄影师和中国摄影师都在场。苏联摄影师使用的机器可以拍摄彩色图像。像徐萧冰这样的中国摄影师使用35毫米手持相机拍摄黑白图像。这两部分材料都被保存了下来。

我们现在在成立典礼上看到的黑白镜头有时很难找出是谁拿的,因为它通常是被画成黑白的颜色。然而,如果你仔细区分它,你仍然可以从拍摄角度和一些“穿透”镜头来分析它。例如,苏联摄影师可能把我们的摄影师带进来,而中国摄影师可能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把苏联摄影师带进来,所以你可以粗略地分析他们各自的座位在哪里。

杜南:这些材料在苏联储存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找到它们的?

谢赵昚:我是我们上海音像档案馆的同事。几年前,我发现了这样一批电影,大约200本,每本大约10分钟,总长度大约2000分钟,它们仍然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颜色仍然很亮,我一直在互相交流。从去年到今年,我购买了大量当时拍摄的素材,并通过版权购买陆续购买了一些纪录片剪辑。我认为它们都非常珍贵。

我们这边根据电影的需要按分钟购买电影。至于建国典礼的录像,我们买了大约6分钟,包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当时阅兵的一部分。有相当好的镜头。此外,我实际上还买了很多其他东西,尤其是那一年“后方团队”拍摄的内容。

珍贵的影像记录着广州的解放前景

杜南:你能告诉我们色彩新中国的起源吗?

谢赵昚:我去年听说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同事发现了这批材料,并被邀请去看一看。我觉得这真的很好。从内容到图像质量,每个人都没有见过它。那时,我想根据这些图像制作一部纪录片。后来,在与台湾谈论这个计划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彩色新中国”(Color New China)。事实上,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我们的生活从黑白变成了彩色,这也具有道德意义。

因为我们是上海的媒体,我们首先得到了与上海有关的材料,其中一些已经被用于今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日)播出的纪录片《上海解放一年》。在那之后,我们想在国庆节期间播放另一部电影,以包括更多的城市,所以我们选择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根据这些图像制作彩色新中国。

杜南:这部电影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向?

谢赵昚:我们尽力从这些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人民生活的历史图像中找到故事的线索。例如,找到相关的人可能不是很出名,但它是那个时代的目击者。他们的一些记忆和真实感受可以与这些图像相匹配,从而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侧面,包括一些温暖感人的故事。我认为,可以被视为一部更快乐的电影。

杜南:你从《上海解放一年》的制作开始,一直到九月。应该说,效率很高。当时,枪击被分成几条路线。

谢赵昚: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快的周期。今年7月和8月,我开始寻找故事,然后去各个城市拍摄。我的第一站是七月中旬去广州。我还得到了广州电视台记者的热情帮助。

拍摄时,我是一个人。我带了一台照相机、一盏灯、一张唱片,一个大约四五个人的团队,每周都去一个城市。几乎是同样的节奏。因此,也有一些遗憾。有些故事无法挖掘得更深,有些可能不够全面。然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亮点,这共同构成了这个50分钟的节目。

杜南: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看到广州的哪些历史场景?

谢赵昚:比如说,当时苏联摄影队沿着繁荣的珠江地区鸟瞰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广州的市区其实很小,高层建筑相对较少,所以当时60多米长的爱群大厦已经是“广州最高的建筑”。广州解放后,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挂在那里。这幅画是由香港艺术界的进步团体“人类绘画协会”在解放前夕画的,可以在这幅画中看到。

这张长镜头还拍摄到了珠江上一座断桥。这座桥沉入水中。我查过了。这座桥是海珠桥。事实上,在广州解放那天(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军队轰炸了海珠大桥,以阻止解放军进入广州。新中国成立几个月后,我们又把它修好了。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座桥一直都在那里,但是在苏联摄影队的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广州解放时被炸毁的海珠大桥。此外,还有许多广州居民在沙滩上跳秧歌和划船欢迎解放军的画面。

寻找“画家”与遭遇惊喜

杜南:打造彩色新中国遇到了什么困难?

谢赵昚:困难在于找到一个人。例如,在广州,为了找到爱群大厦毛主席画像的内幕,我搜索了所有我能找到的线索,但许多参与者已经死亡。后来,我在一份记忆材料中了解到谭林海先生。作为广东省艺术学院的学生,他参与了肖像的携带。退休前,他是云浮县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在热情的人的帮助下,我终于联系到了陈先生。

在上海,有一幅1949年重阳节的画面,当时在上海中山公园举行了一场游园会。当时,一群幼儿园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小乐队,在那里表演。我们后来通过媒体透露了这一消息,找到了小乐队的成员,并把他们叫回中山公园一起唱歌。

在杭州,我看到一群来自国家杭州艺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的学生在西湖边写生,由苏联摄影队拍摄。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被摄像机拍下的目击者并采访了她。

杜南:在寻找这些照片中的目击者时,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谢赵昚:在寻找国立杭州艺术学院的学生时,我找到了一位91岁的校友,他通过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校友会学习了该学院的历史,并同意去杭州的养老院看望他。那天也很有趣。我本该约他出去的,但后来我在路上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疗养院还有一些好朋友,可以一起来看他们。

去了那里后,我发现有三个90多岁的老人。我用笔记本电脑给他们看了视频。看到母校以前的样子,他们非常兴奋。然后他们认出了许多老师和著名画家。他们还认出了一个女同学,毛俊瑶,并告诉我,“这个人还活着。他在上海。你能找到她!”因此,我通过他们的关系联系了祖母,在上海拜访了她,并给她看了这段视频。她也没看见。她也很开心并且跳舞。然后她告诉我,她仍然记得苏联人民来拍纪录片。那时,她还穿着红色的衣服,谈论着当时学校里的事情。事实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找到他们,所以我冒了一次险,终于找到了他们,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采访:杜南记者侯静(照片被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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